编者按：全国社会工作部长会议提出，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持续推进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，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取得新成效。各地坚持党建引领，着力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，不断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，多举措为基层减负赋能，让广大基层干部放开手脚、轻装前行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、促发展、办实事，把为基层减负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、服务群众、优化治理的效能。
主持人：
马思津 中国社会工作报记者
嘉 宾：
曹海军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东北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
林移刚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史文卿 上海市杨浦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、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党委书记
尹志来 江西省宜春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、市委“两新”工委书记
李 正 河南省濮阳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、市委“两新”工委书记
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
产生原因
主持人：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严重制约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。解决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意义重大。各位嘉宾认为，造成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有哪些原因？
曹海军：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表现在基层组织承担了超出自身资源和能力的任务，导致工作长期“超载”和“负重”。我认为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
一是治理体系与权责配置的结构性失衡。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的核心在于权责不匹配。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将大量任务下放，但相应权力资源未能同步下沉，导致基层在处理部分问题时存在“看得见的管不了，管得了的看不见”。同时存在治理转型滞后问题。职责体系不科学、“属地管理”滥用、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，导致权力向上集中、责任向下分配的不合理局面。
二是基层资源与能力供给严重不足。基层财政的“等靠要”模式是老大难问题。一些乡镇（街道）自我“造血”能力不足，许多村（社区）面临“活多钱少、活多无钱”的窘境。同时，基层干部普遍面临成长“天花板”问题，职业发展路径有限，导致激励不足、动力缺乏。
三是考核督查频繁与形式主义的困扰。泛化的督查考核是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。随着监督下沉，基层工作程序过度冗杂，催生出“重留痕、轻实效”的形式主义。一些上级部门的检查评比，让基层工作人员将大量精力用于补数据、写材料，而非真正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，为民服务。
林移刚：基层治理中之所以存在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。
一是权责倒挂，权小责大。基层被赋予社区治理、环境卫生管理、民生保障等庞杂的责任与任务，却缺乏相应的权力。比如，在处置违法建设、整治无照经营等工作中，基层工作人员往往仅能履行协调、配合上级执法主体的辅助职能，难以直接行使处置权。
二是资源短缺，分配不均。基层治理面临资源瓶颈与配置失衡的双重困境：优质资源持续向中心城区集中，让一些地方陷入“资源匮乏—能力弱化—工作滞后”的循环。一方面，财政自主性弱、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，导致长期投资项目推进缓慢；另一方面，编制限制加上频繁抽调，使基层“人少事多”的情况加剧，优秀人才引不进、留不住、用不好。此外，数字化资源建设也比较滞后，部分偏远地区仍依赖手工台账，治理效能低下。
三是任务泛化，负担加重。常规公共服务与非预期性临时任务叠加，在缺乏优先级排序与资源适配机制的情况下，可能导致基层陷入“无限责任”与“有限能力”的矛盾中；而有些地方的政务APP因功能冗余、“数据孤岛”及留痕要求，成为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的典型载体，为基层工作增加负荷。
减负与赋能同向发力
主持人：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才能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、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，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民服务。对此，各位嘉宾有何建议？
曹海军：破解这一难题，要实现减负与赋能同向发力，做到“轻车壮马”。
“为车减负”，需要精简冗余，优化治理环境。一是规范权责清单，厘清职责边界。建立乡镇（街道）履职事项清单，明确基层“该干什么活、能办什么事、应担什么责”，形成事权清晰、责能相适、履职顺畅、保障有力的乡镇（街道）权责体系。二是精简督查考核，遏制形式主义。严格控制督查检查总量与频次，坚决整治“层层加码、过度留痕”等形式主义问题。将考核重点从“痕迹”转向“实绩”，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。三是优化财政保障，减轻基层负担。探索多元化资金来源，增强“自我造血”能力，从根本上解决“活多钱少”的困境。
“助马变壮”，需要赋能增效，提升基层干部能力。一是强化党建引领，提升组织领导力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通过党建引领，有效整合社会组织、志愿者等治理力量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。二是充实基层工作队伍。加大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。健全基层干部培养、激励与保障机制，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、职业化水平，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。三是赋能基层权限，增强居民自治能力。依法赋予乡镇（街道）综合管理权、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，整合行政执法力量，推动执法重心下移，确保基层能够“接得住、用得好”。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，激发群众自治活力。四是推进数字赋能，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。建设一体化基层政务办公平台，整合各类应用，推动数据集中共享，实现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。开发“人工智能+基层治理”应用，提升事务处理效率和风险预警能力。
林移刚：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，“壮马轻车”才能“畅路聚力”。“壮马”，即充实基层资源、提升基层干部的能力，使基层组织能够承担治理任务；“轻车”，即剥离基层组织的冗余职责，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；“畅路”，即通过数字赋能，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；“聚力”，即实现多方协同，整合多种资源，形成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。具体而言，可从三方面着手：
一是权责匹配，赋能增效。推动基层治理由“重任务”向“强能力”转变。理顺权责关系，明确该干什么、不该干什么，配套资源配置与人员编制同步下沉，让权力跟着责任走、服务跟着需求走。设立新增事务的科学准入机制，确保任务、权力与资源“三同步”。健全用人机制和激励体系，加大基层岗位吸引力，支持机关干部下沉一线。尊重基层的实践探索空间，下指令的同时给出可操作的路径，真正让基层“有责也有权、有力也有效”。
二是资源整合，精准下沉。减少基层“指尖负担”与基层治理的“空转”。推进“一网统管”，打通条块数据壁垒，整合审批、考核、督查等平台功能，实现信息一次采集、多方共享。严控政务APP数量，避免平台过多和强制留痕，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。推动资金、项目、服务向基层下沉，做到事随人走、钱随责走。推动党建引领多方协同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。
三是“五治融合”，靶向减负。把政治引领、自治强基、法治保障、德治教化、智治支撑融为一体，推动治理方式由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系统协同”；强化对基层干部的专业培训和实战锻炼，提升其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和应急处突水平；从体制机制上压减“非主责任务”，整合考核督查事项，优化激励方式，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服务群众、解决问题上。
建机制、强队伍、聚合力，
实现“轻车壮马”
主持人：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，要推动资源下放、重心下移、力量下沉，让基层有人手、有环境干事创业。当前，各地在“轻车壮马”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？
史文卿：上海市杨浦区在为基层减负，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方面，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实践探索。
探索基层治理方法路径。鼓励各街道、居民区群策群力，围绕矛盾集中的治理议题，集思广益编撰形成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难题攻坚工作指南》，聚焦如何链接资源、了解居民需求、推进业委会换届、进行住宅电梯更换等问题，作出详细解答，为社区工作者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提供帮助和思路。挖掘基层治理优秀案例，聚焦“停车难”及困扰已久的飞线充电等问题，将“1000个全街道居民共享的停车位”“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‘4难8解’”等案例汇编成册，搭建街道互学互鉴的平台。
落实各项赋能举措。强化数字赋能，深化新版“社区云”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应用与创新，通过数据共享，助力工作流程再造，让基层干部从“绑在台账上”到“忙在点子上”。各居民区将新版“社区云”作为重要工具及与居民交流的平台，平台嵌入的“物业管理”“小事快办”“楼长上报”“走访接待”等模块和应用场景，成为社区工作者的智能“好帮手”。强化自治赋能，加强楼组建设，挖掘社区“能人”，提升组织动员能力，激发居民自治、社区共治活力。强化法治赋能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社区巡回审判，加强社区法治宣传，实现“审判一件、化解一批、教育一方、治理一域”。强化培训赋能，按照“市级示范培训—区级骨干培训—街道全员培训”的原则，开展各类劳动技能竞赛、分享会等活动，实行区级“雁阵”赋能培训计划。
厘清权责关系推动减负长效。严格执行市委关于为居民区组织减负的相关要求，巩固“减挂牌”“减机制”等工作成效。做实区级居民区组织事务准入机制，今年以来，对《上海市市级2025年下派居村组织工作任务计划》中涉及18个部门的33项工作任务，从时间节点、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细化部署。定期走访联系12个居民区减负监测点，加强对为基层减负工作的动态监测与信息收集。
尹志来：去年以来，江西省宜春市围绕持续拓展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成果，着力解决基层权小责大、人少事多等问题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。
着力加强基层工作力量，配强配齐社区工作者，全市总体达到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配备标准。制定《宜春市社区工作者薪酬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建设40余个社区工作者实训基地，着力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开展村（社区）依法履职工作事项清单、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“两项清单”编制试点，出台《宜春市规范村级组织有关工作事项答疑》和图文工作指引，建立健全规范村级工作事项动态监测机制，组织开展村级工作事务、证明事项“回头看”，累计清理村（社区）目录外工作事务和工作机制90余项，有力提升村级组织服务水平。聚焦“滥挂牌”增加基层负担等突出问题，在全市推广摘牌减负“码上办”模式，实现标牌“瘦身”。
全力推动资源、服务、力量下沉，出台乡镇（街道）与上级行政执法部门协同协作和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治等制度机制，制定村（社区）高频便民服务事项工作流程图，打造“供需面对面、服务暖民心”平台，在二维码上设置村级代办事项、不应出具证明事项、“三务”公开等内容，进一步完善平台服务、监督等功能，实现办事指南“一码通”。
李正：河南省濮阳市坚持党建引领，通过建机制、强队伍、促融合“三向发力”，为基层减负赋能，系统破解基层治理“小马拉大车”问题。
坚持机制赋能。出台《濮阳市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》，对网格整合、事项清理、平台搭建等事项进行规范。发挥市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，制定《村级组织工作事务、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准入退出动态调整办法》《濮阳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管理“七个严禁”负面清单》，详细制定村级组织职责任务，以及村级事务准入程序、退出情形、考评方式，实现从源头上为基层“松绑”。
坚持队伍提能。成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院，建成涵盖基层治理研究、社区工作者培训、典型经验培育的重要阵地。召开全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会议，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，协调各相关部门建强用好社区工作者队伍，为高效能基层治理打下坚实基础。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，千余名社区工作者以情景模拟的形式，将解决邻里小事的技巧搬进赛场，加强沟通交流，提升为民服务能力。
坚持融合聚能。以社区为主阵地，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员、志愿者等参与基层治理。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行动，推广议事协商经验，探索“党建+网格+服务”等社区治理模式。围绕“一老一小一新”诉求，开展“幸福来敲门”“心桥行动”、公益课堂等特色社区志愿服务活动，引导“啄木鸟”“红桑榆”等2200余支志愿服务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凝聚强大的治理合力。
